研发价值链已经有随着科技制造的外移，而呈现东亚化的趋势；中国大陆与印度是最受青睐的对象。且研发移转的内涵不单只是技术移转，还牵涉新技术及新市场洞察力的搜寻、研发外包、跨国协同研发设计、研发流程模组化等因素。面对这样的研发国际化变迁，台湾该如何务实以对？

在目前台湾科技业之研发组合中，有相当大比重仍属于「配合跨国企业ODM之研发需求」，很少从事「前瞻技术与创新」和「技术深耕与差异化」。有一些相关迹象可以观察到，包括：

台湾产业受限于在国际价值链上的地位，因此较专注于渐进式研发和满足订单式的研发，使得高科技产业的研发创新投资组合纵深不足，不仅限制了对外科技合作的层次，长期下来也对台湾发展不利。

目前这种外商研发与台湾科技业之研发组合关系，也反映在部分厂商对「跨国企业研发中心计画」的质疑，认为外商研发中心与本土企业合作，导致ODM厂研发利基被迫分享及被掐住。笔者以为，「跨国企业研发中心计画」需要锁定一个策略目标，才能产生政策的「附加性」；即借助外商研发中心来调整台湾科技业之研发组合。因此，跨国企业研发中心与本土企业研发中心未来的关系，不是只有技术移转，更应着重于协同研发，而协同研发的层次要能提升，需超越现有ODM/OEM业务的范围。

所以政府与企业推动和外商研发中心的协同合作，重点应在于新兴产品或技术的先期合作，从事「前瞻技术与创新」，甚至协助台湾厂商及早参与新产业标准或产业技术主架构的制订。换言之，台湾要有更积极的企图心，利用外商在台研发中心的技术杠杆，及早在新兴领域中参与新国际产业标准与游戏规则的制订，以跳脱在技术趋于成熟领域「微利代工」的泥淖。借助外商研发中心之力带动前瞻技术与创新，同时政府也须致力于台湾本土新兴市场需求的刺激与推展，让台湾在一些新兴科技与新应用的发展上，推升台湾市场做为「创新启动器」（Innovation Trigger）。

另一方面，台湾长期面对关键性基础技术与零组件深化的问题，反映我国科技产业，乃至于整体制造业，技术深耕与差异化能力的不足。为此，经济部正推动「共通性基础技术深耕计画」。这种计画也开始为先进国家所重视，例如英国政府定义基础技术为：

在此，外资研究机构（未必是外商研发中心）也可能是我国可借力使力之处。事实上，韩国政府在推动外资研发中心计画时，不只是锁定跨国企业，还包括国际知名研究机构，而且还特别促成与韩国重点大学或研究机构合作。韩国政府这种面对研发国际化的多元思考与推动方式，值得我国效法。

台湾的「跨国企业研发中心计画」未必要以中印两国为假想敌，但要有利用政策引导，借用外商研发中心来调整台湾科技业研发组合的策略构想与作法。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国际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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