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价值链已经有随着科技制造的外移,而呈现东亚化的趋势;中国大陆与印度是最受青睐的对象。且研发移转的内涵不单只是技术移转,还牵涉新技术及新市场洞察力的搜寻、研发外包、跨国协同研发设计、研发流程模组化等因素。面对这样的研发国际化变迁,台湾该如何务实以对?
在目前台湾科技业之研发组合中,有相当大比重仍属于「配合跨国企业ODM之研发需求」,很少从事「前瞻技术与创新」和「技术深耕与差异化」。有一些相关迹象可以观察到,包括:
- (1)资讯产业越来越强调协同研发设计,部分品牌大厂甚至成为「中空型企业」,而台湾厂商着重于「为订单而设计」(Design to Order)式的研发。
- (2)部分ODM厂商为不同客户建立多个对应研发团队,彼此分立,资源便难发挥综效。
- (3)研发多集中于品牌/标准大厂所设定的技术轨迹,使研发活动呈现依赖现象。
- (4)台湾长期存在「创新矛盾」,一方面美国专利表现优异,另一方面技术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台湾产业受限于在国际价值链上的地位,因此较专注于渐进式研发和满足订单式的研发,使得高科技产业的研发创新投资组合纵深不足,不仅限制了对外科技合作的层次,长期下来也对台湾发展不利。
目前这种外商研发与台湾科技业之研发组合关系,也反映在部分厂商对「跨国企业研发中心计画」的质疑,认为外商研发中心与本土企业合作,导致ODM厂研发利基被迫分享及被掐住。笔者以为,「跨国企业研发中心计画」需要锁定一个策略目标,才能产生政策的「附加性」;即借助外商研发中心来调整台湾科技业之研发组合。因此,跨国企业研发中心与本土企业研发中心未来的关系,不是只有技术移转,更应着重于协同研发,而协同研发的层次要能提升,需超越现有ODM/OEM业务的范围。
所以政府与企业推动和外商研发中心的协同合作,重点应在于新兴产品或技术的先期合作,从事「前瞻技术与创新」,甚至协助台湾厂商及早参与新产业标准或产业技术主架构的制订。换言之,台湾要有更积极的企图心,利用外商在台研发中心的技术杠杆,及早在新兴领域中参与新国际产业标准与游戏规则的制订,以跳脱在技术趋于成熟领域「微利代工」的泥淖。借助外商研发中心之力带动前瞻技术与创新,同时政府也须致力于台湾本土新兴市场需求的刺激与推展,让台湾在一些新兴科技与新应用的发展上,推升台湾市场做为「创新启动器」(Innovation Trigger)。
另一方面,台湾长期面对关键性基础技术与零组件深化的问题,反映我国科技产业,乃至于整体制造业,技术深耕与差异化能力的不足。为此,经济部正推动「共通性基础技术深耕计画」。这种计画也开始为先进国家所重视,例如英国政府定义基础技术为:
- (1)跨领域型的技术。
- (2)可对产品及制程大幅度之改善
- (3)可广泛应用,并带来价值。
在此,外资研究机构(未必是外商研发中心)也可能是我国可借力使力之处。事实上,韩国政府在推动外资研发中心计画时,不只是锁定跨国企业,还包括国际知名研究机构,而且还特别促成与韩国重点大学或研究机构合作。韩国政府这种面对研发国际化的多元思考与推动方式,值得我国效法。
台湾的「跨国企业研发中心计画」未必要以中印两国为假想敌,但要有利用政策引导,借用外商研发中心来调整台湾科技业研发组合的策略构想与作法。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国际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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