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電信應該取代舊電信的設備

本社社長黃俊隆：還記得兩年前跟您會面正是網際產業最興盛的時候，而兩年後的今天，這個產業面臨經濟寒冬，思科是網路通訊產業的重要廠商，所以這次來想聽聽您對通訊網路產業的看法。

台灣思科系統總經理孫永祥：其實就我個人來看，通訊和網路其實就是 Utility 之一，所以在通訊需求裡面，我們要知道到底何者為基本需求，何種為加值性需求。而在加值性需求中，則分成兩類，一種是特殊行業，如 Data Networking，有必要性的存在。另一類就 Nice To Have，也就是有也好，沒有也罷，倘若 Nice to have沒有轉成必需品，則在經濟變動的時候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如果從 Utility 去看何者有存在的必要性，那麼通話和傳真等之類都是生活必需品。當然這些必需品的成長率與國家的發展相關，在已開發的國家像歐、美、日、韓以及亞洲四小龍，因為傳統電話PSTN的普及率超過五成，繼續擴張的機會相對不大，除非汰舊換新，才有 Business Potential，所以，新電信公司應該思考如何取代舊電信的設備。

黃：最近半年來，新固網成了媒體追逐的對象，就您所了解，新固網業者的電信設備是採用 IP 嗎？如果是的話，那他們有沒有採用思科的解決方案？

孫：新固網業者目前並沒有採用IP，不過都有採用我們的解決方案來提供 Data 服務，由於過去政府在釋放電信執照時，規定新固網業者必須建構 Voice Network，因此三家固網在傳統電話交換器的投資相當大。

沒有差異性服務，固網難與中華電信競爭

黃：現在大家都開始走 IP 線路，而固網卻砸下大筆資金投資 PSTN，實在太可惜了，新固網業者為何如此做呢？

孫：我想原因之一是當初政府推動電信開放時採取較保守的方式，所以在電信革命時，並沒有找到新契機；另一個因素是新固網缺乏新技術的專業人才，加上在政府沒有規定必須走新電信路線的前提下，執照的取得才是他們的重點。

黃：這樣的話，那電信開放只是讓四家固網爭奪傳統電信市場。您認為新固網要跟中華電信競爭，有沒有其他可行的策略？思科的OpenDSL會不會獲得採用？

孫：新固網業者申請執照的時候就注定當中華電信二或者中華電信三了，連購買的設備也跟中華電信一樣。在中華電信的涵蓋率很廣的情況下，若新固網沒有提供差異性的服務，更不易競爭。不過，台灣在CPE ( 客戶端產品 ) 諸如 PC、IA、Modem、ADSL 等發展還不錯，固網可以利用 CPE 為電信業創造新服務。

所以思科授權資策會在台灣建立 OpenDSL規格，讓台灣的 CPE 可以連接任何一種廠牌。只可惜中華電信 126 萬 ADSL 案以公開招標的方式進行而不能採購 OpenDSL，所以還是停留在舊有 ADSL 設備。

黃：電信開放讓許多業者爭先投入相關的建設，而新舊業者的競爭更是愈演愈激烈，在電信開放的國家，如美、日、韓有沒有出現像台灣這樣的情況？而國外政府對電信自由化的做法又是如何？

孫：國外的政府都規定新電信公司必須提供與舊電信業不一樣的服務，所以逼得日本的 NTT 去創造目前全球矚目的新服務 I-mode，而 I-mode 將來在 3G 開放時，被認為會是日本無線寬頻最成功的模式。再說韓國，政府鼓勵新業者大力投入寬頻的建設，所以韓國的寬頻佈建已名列世界前三位。

新加坡政府則鼓勵新電信公司著重在資產的累積，譬如購併或者投資國外電信公司，有心將新加坡電信業塑造成為 Regional Hub，以便讓歐美等國家連到新加坡。

台灣管理人才是國外廠商爭奪的對象

黃：依您所見，我們台灣還有什麼獨特的競爭性？我曾經聽說銅線在大陸已經沒什麼價值，目前大陸已經改採光纖。聽說大陸很需要技術人才，那麼台灣思科有派員到大陸發展嗎？

孫：大陸政府規定新電信公司必須創造新服務，譬如在語音部分只能提供 VoIP，所以目前大陸的 VoIP 網路涵蓋率最廣，而且也吸引許多技術人才前往，而大陸思科無論在業務或是公司員工，都是台灣思科的八倍強，VoIP 的技術亦比我們成熟。目前台灣思科已有數百位職員到彼岸協助解決 VoIP 問題，另外大陸思科可以支援幾千萬人同時在網路上提供 VoIP，並且達到 PSTN 的品質。

黃：那麼到大陸發展的台灣思科主管，在執行任務以及生活上會不會不適應？

孫：其實兩岸的語言以及文化都沒有隔閡，而且我們的主管對思科的產品耳熟能詳，基本上可以直接上手，比起到大陸發展的老外好多了。另外，大陸思科是目前少數能在大陸賺錢的公司之一，現在的業務還在持續成長，所以，台灣思科也會持續增加對大陸的支援，繼續派員到大陸思科。

黃：所以說台灣管理人才是國外廠商爭奪的對象。我曾經和一位業界人士聊到，國內許多產業西進大陸，人才也紛紛往大陸發展，像這樣的失血對台灣思科有什麼影響？

孫：這其實不算是失血，台灣思科有許多優秀的管理人才，但是國內的市場有限，而大陸又有很好的發展，何不讓這些高階主管到大陸發揮所長，再提拔有能力的職員？光想留住員工而無法成就他們是不對的。

.COM 興盛的時間亦反映衰退的時間

黃：談到不景氣，我想只是時間問題而已，這是全球性經濟信用膨脹的結果。這些公司原本的價值就不高，結果因為投資者預期該公司將會獲利而把資金源源不斷的投入該企業，使這些公司進行擴張，可是當投資者的獲利不如預期時，唯有重組公司、瘦身，亦即個體經濟的修正，而網路產業的修正也勢必衝擊到總體經濟。

所以這股殺傷力對整個經濟而言非同小可，科技雖然進步了，但是膨脹與修正的結果要如何平衡，或者維持在合理的狀況？套一句格林史班「軟著陸」的話，經濟著陸是無可避免的，但是要如何讓全球經濟軟著陸才是重點。

孫：若以資金不滅定律來看，不管是資金還是信用膨脹，都是合理的。塑膠貨幣在這個時代產生，是因為企業累積的資產產生了信用的彈性，當大家都不再投資的時候，那些錢不是消失了，只是流轉到債券或銀行存款，如此一來，銀行的利率就會降低，所以說資金不滅的定律是存在的。而所謂軟著陸正是政府的當務之急，因為硬著陸對總體經濟的衝擊很大。

台灣人有句話：石頭丟得越大顆，漣漪也就越大，過去的 .COM 投資愈大，膨脹也愈高，所以也摔得愈重，經濟興盛時間的長短反映了衰退時間的長短。在股票和產業興盛的時候總覺得時間太短，當經濟低迷之時卻有感日子太漫長，.COM 在兩三年內達到顛峰，因此這一波的衰退也可能會維持兩三年。

黃：現在除了.COM不支倒地，許多大型企業包括 Intel、Erisson、Nokia 以及思科總公司等，都進行瘦身以因應這波寒流，那台灣思科有何因應之道？

孫：這是非人力可控制的，因為整個市場的大回收，該投資的不投資，該擴張的不擴張，思科受到的衝擊其實跟其他公司一樣，這是循環性的衝擊，舉例來說，思科本來打算汰換所有的舊式電腦，可是因為資金不足作罷，而PC公司也會因收入有限影響了網路產品的採購。在這種狀況下，台灣思科採取 Cost Down 的方式，主要是考量未來兩季的成長狀況，如果半年後業務仍舊沒有好轉，則得採取長期性的 Cost down、人員調整以及促銷動作。

VoIP讓未來電信產值剩 1/10？

黃：我曾經看過一篇有關通訊網路的報導，該報導指出整合性VoIP的浮現，讓企業用戶大幅減低通話成本，對消費者而言，是一椿好事，不過，這樣的結果也導致未來電信產值只剩 1/10，若這樣的狀況是真的，也未免太可怕了，您對 VoIP 帶給電信的衝擊有何見解？

孫：我不認為 VoIP 導致電信產值會降低，相反地，電信業者會因為 VoIP 減少了營收，而創造出更多的加值應用服務，例如提供 VOD、Online Game 等；而用戶也因為通話成本大幅降低而將資金轉在其他的應用層面上，例如增加頻寬、應用Video、e-learning、Online Game等。消費者的需求也愈來愈大，花費亦相對提高。所以， VoIP 的出現，除了讓業者不斷創造新的應用服務外，也間接提高了電信的產值，所以通訊網路業不會開倒車。

黃：也就是說通訊產業只會往前走，我曾經在本刊的「產業觀察」專欄中提到有關著作財產權法令的規範、頻寬的佈建如光纖到家，以及新經濟觀念的推廣，我認為如果新經濟時代還沿用資本集中思考的模式，那離新經濟的理念還有一段距離，因為 TCP/IP 的特質就是 non centralize，倘若以 TCP/IP 構成的新經濟最終還是停留在 centralize，將產生很多問題。那麼您對 .COM 泡沬化有什麼看法？

孫：其實很多 .COM 也是從事所為 Nice To Have 的服務，只是當發覺不可行後，就乾脆到實體企業從事 MIS、B2B、架設網站等實務性工作，.COM 培養了許多專業人才，我覺得這對企業 e 化這是件好事。

就政府的角色來說，我曾經受邀到經濟部參加會議，討論政府能為企業 e 化做什麼，其實我認為政府不必為企業操心，反而應該在本身e化的過程中作大量投資，強力推動政府 e 化的計劃，並且改由網路運作，譬如不接受窗口服務，硬性規定企業只得透過網路報稅等，企業為了跟政府往來就會開始系列的 e 化動作，而網路產業加值性的服務如軟硬體設備等也因而浮現。

另外，政府在推動網路普及化之時可以採鼓勵的方式，若民眾透過網路報稅，可獲 3% 的折扣。所以，只要政府以身作則，沒有做不到的事。至於您說的光纖到家，我絕對贊成。政府應該要有CTO ( Chief Technology Office )，CTO 除了在企業善用科技執行任務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外，國家也很需要這樣部門。

任命CTO 決定產業科技的方向

黃：政府大都是靠資策會在推動 e 化，這和您所說的CTO角色有何關係？

孫：政府如欲授權資策會，就得讓資策會全權負責整個執行的方向，像美國小布希執政後，就任命 CTO。CTO可以決定國家在新世界的轉型以及通訊網路的方向，像日本的 I-mode、韓國的寬頻與大陸的 VoIP。所以說政府不應推動固網業繼續投資傳統 PSTN，相反地，更應該強制新固網拓展其他的市場，假以時日，必定可走出一條讓台灣值得驕傲的路。

公開招標是扼殺知識經濟的元兇

黃：除了以身作則接受 e 化、成立 CTO、推動企業 e 化以及鼓勵創造新服務外，您認為國內政府在知識經濟時代中所扮演的角色還有沒有需要調整的地方？

孫：我認為公開招標是另一個值得檢討的問題，如果公開招標繼續存在，就會與知識經濟時代背道而馳。國內採公開招標源自防弊的觀念，招標等於不認同價值的存在，可以說根本就是低價亂標。再者，每次開標後，不管是招標者還是得標者，都弄得遍體鱗傷，誰敢犧牲，誰就去競標，沒有人真正去認同好的廠商以及好的設備品質。

像中華電信 126 萬門 ADSL 採購案，其實我覺得這是他們選擇 IPDSL 的最好機會，結果中華電信還是走回現有的DSL，這種招標的結果只有兩種，一是投標者低價競標，二則是採用低階設備，所以公開招標根本就是扼殺知識經濟的罪魁禍首。我覺得政府應該授權給有能力的廠商，讓該廠商全權負責，萬一查出弊案或產生任何質疑，大可訴諸法令。

黃：我想政府還有一個思考方向，去年陳水扁取得政權時，我在科技日報寫了一篇社論，請新政府央行發行電子貨幣，或通用儲值卡，如同每張一千元的捷運卡，只要在使用時輸入密碼即可。唯有如此，才能建立小額付款的機制，最後想請教您對此議題有何想法？

孫：其實政府常常從負面去思考事情，往往忽略了這樣的建設所帶來的價值，舉例說，我們使用的信用卡只是一張磁片，但是因為信用，今天許多企業都認同這張磁片，所以這本來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機制，只要有一個機制及標準，很多事情都可以發展。我覺得政府無法妥善帶領資訊運作，讓台灣在這方面的發展落後十年。政府不應該管得太多，但要有足夠的智慧去堅持一定的原則。( 整理：黃寶心、攝影：黃昱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