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發價值鏈已經有隨著科技製造的外移，而呈現東亞化的趨勢；中國大陸與印度是最受青睞的對象。且研發移轉的內涵不單只是技術移轉，還牽涉新技術及新市場洞察力的搜尋、研發外包、跨國協同研發設計、研發流程模組化等因素。面對這樣的研發國際化變遷，台灣該如何務實以對？

在目前台灣科技業之研發組合中，有相當大比重仍屬於「配合跨國企業ODM之研發需求」，很少從事「前瞻技術與創新」和「技術深耕與差異化」。有一些相關跡象可以觀察到，包括：

台灣產業受限於在國際價值鏈上的地位，因此較專注於漸進式研發和滿足訂單式的研發，使得高科技產業的研發創新投資組合縱深不足，不僅限制了對外科技合作的層次，長期下來也對台灣發展不利。

目前這種外商研發與台灣科技業之研發組合關係，也反映在部分廠商對「跨國企業研發中心計畫」的質疑，認為外商研發中心與本土企業合作，導致ODM廠研發利基被迫分享及被掐住。筆者以為，「跨國企業研發中心計畫」需要鎖定一個策略目標，才能產生政策的「附加性」；即借助外商研發中心來調整台灣科技業之研發組合。因此，跨國企業研發中心與本土企業研發中心未來的關係，不是只有技術移轉，更應著重於協同研發，而協同研發的層次要能提升，需超越現有ODM/OEM業務的範圍。

所以政府與企業推動和外商研發中心的協同合作，重點應在於新興產品或技術的先期合作，從事「前瞻技術與創新」，甚至協助台灣廠商及早參與新產業標準或產業技術主架構的制訂。換言之，台灣要有更積極的企圖心，利用外商在台研發中心的技術槓桿，及早在新興領域中參與新國際產業標準與遊戲規則的制訂，以跳脫在技術趨於成熟領域「微利代工」的泥淖。借助外商研發中心之力帶動前瞻技術與創新，同時政府也須致力於台灣本土新興市場需求的刺激與推展，讓台灣在一些新興科技與新應用的發展上，推升台灣市場做為「創新啟動器」（Innovation Trigger）。

另一方面，台灣長期面對關鍵性基礎技術與零組件深化的問題，反映我國科技產業，乃至於整體製造業，技術深耕與差異化能力的不足。為此，經濟部正推動「共通性基礎技術深耕計畫」。這種計畫也開始為先進國家所重視，例如英國政府定義基礎技術為：

在此，外資研究機構（未必是外商研發中心）也可能是我國可借力使力之處。事實上，韓國政府在推動外資研發中心計畫時，不只是鎖定跨國企業，還包括國際知名研究機構，而且還特別促成與韓國重點大學或研究機構合作。韓國政府這種面對研發國際化的多元思考與推動方式，值得我國效法。

台灣的「跨國企業研發中心計畫」未必要以中印兩國為假想敵，但要有利用政策引導，借用外商研發中心來調整台灣科技業研發組合的策略構想與作法。（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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